对话名记者 解放日报特聘首席高渊:培养爱、勤磨练、拜好师世上没有不能超越的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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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对话名记者 解放日报特聘首席高渊:培养爱、勤磨练、拜好师,世上没有不能超越的报道

为树立行业标杆,予以年轻记者参考,财联社鲸平台发起了“对话名记者”专题。专题的第一位对话对象,为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特聘首席记者、高级编辑——高渊。

高渊目前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,已经在人民日报、解放日报工作了近30年,他跑过文艺、科技、体育、交通等条线,写过消息、通讯、评论、特稿、访谈等文体,做过记者、编辑、部主任、“特首”,参与创办过新媒体“上观新闻”,拿过中国新闻奖、上海新闻奖、上海长江韬奋奖……

2015年,高渊发起“高访”系列访谈,该访谈对话的人物,涵盖政商界、学术界知名人士,包括徐匡迪、周其仁、王新奎、林毅夫、郑永年、李兰娟、张文宏等。该系列访谈编辑成书《中国寻路者》,收录了对中国当代发展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的细致刻画。

透过高渊的采访心路历程与从业经历,鲸平台侧面知晓了改革探路者们鲜为人知的故事,也了解到了一位优秀记者的成长足迹。

鲸平台:高老师,“高访”系列采访过多位重量级官员、学者,哪位采访对象让您印象最深刻?为什么?

高渊: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有不少。一次是采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院士。那天下午,我赴约来到中国工程院,徐匡迪的秘书跟我说,领导昨天刚刚出差回来,肠胃有点不适,今天上午还在外面开会,希望我把采访控制在一小时以内。我说要不先聊,到时候看领导的身体状态。那天,我跟徐匡迪从3点谈到5点半。采访结束后,他还邀请我到他办公室,秘书告诉我,今天很特别,领导一般只请老朋友进办公室。采访中,不少内容让我印象深刻。比如徐匡迪告诉我,他出生在日军空袭的枪炮下,在杭州逃难到昆明的路上,父母给他起名“徐抗敌”,后来到西南联大附小了上学,老师给他改名叫匡迪,寓意“匡扶正义、迪吉平安”。

还有一次是采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,在他的办公室,从下午3点聊到7点。陈锡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了解透彻。其中,还聊到了相对敏感的转基因话题,他介绍了国外不同国家对转基因的态度,他认为,研究转基因很有必要,不然会大大落后于国际整体发展进程。

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的眼睛里,总是闪烁着独有的光亮。不同于以往从人生经历切入,采访王新奎时,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偏虚——“在你心目中,改革是什么?”这个问题打动了他,他略一思考说:“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,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,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。“这个切入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,打开了他的话匣子,接下来便是两次深入访谈,历时5个小时。

高渊:首先,要作充足的准备,将能找到的资料尽可能看完,这样才能对对方讲的东西有回应,让对方觉得跟你聊天,不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。

设计问题,就像刚才说的王新奎访谈,开头几个问题很重要。其实,采访到中间段时,怎么问问题也很重要,因为这是访谈的疲劳点。比如,采访徐匡迪时,我很好奇他跳出教育系统去做上海市计委主任的经历。我对这段经历做过功课,果然,徐匡迪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致。他说他当上海市高教局局长时,曾跟随市长访欧,来到巴黎证券交易所,陪同的翻译人员对证券交易却不熟悉。徐匡迪在瑞典一家公司里工作过,熟悉财经知识,便协助了翻译工作。问他,你搞教育,怎么对经济这么熟?徐匡迪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在回来的飞机上,说跟市里面打过招呼了,让徐匡迪回去做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,徐匡迪说自己最不喜欢计划经济,哈哈大笑说:“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,去做市计委主任了!”

我去新加坡旅游时,还采访了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。很多人把他视为外籍专家,那次采访中,我问他,你到底是哪国人?他马上摸出一张身份证给我看,上面显示浙江余姚的郑洋村。郑永年告诉我,自己刚刚把户口迁回家乡。知晓了这件事,我接下来便围绕着他家乡展开话题,他告诉我,他的村很穷,父母不认字,他从考上北大,到出国留学,户口一直在国内,这些年用掉了很多本中国护照。文章发表以后被大量转载,转发文案用的都是“郑永年:我刚把户口迁回余姚郑洋村”。

我会趁对方聊得开心时,问犀利的问题。比如,当时胡锡进是环球时报总编辑,他撰写的评论里,经常带出一些没有被公开报道的信息。那天聊得不错,我就问他,你写这种评论,是不是有意透露一些信息?他很坦率地说,不能说这是有意为之,但这确实是客观事实。

鲸平台:《中国寻路者》书里的受访对象,都是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,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是什么?

高渊:这些人物主要来自政商界、学术界,他们的共同点是——具备高知名度,有着正面的社会形象,最重要的是,都是干实事的人。

王新奎告诉我,2013年,自贸区建设箭在弦上,国务院总理先后到江苏、上海考察,在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上,他介绍了10分钟自贸区。这10分钟,在历史节点上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,这些幕后的故事,却鲜为外人知。

后来,我还在书中加入了新闻界人物,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。媒体人被称为社会的瞭望者,是最早发现社会危机的人。所以,我将白岩松、曹景行等媒体人也加入了书中。

高渊:前年钟南山院士到上海参加一个论坛,我跟论坛主办方敲定了采访,钟院士方面答应只接受我的独家专访。主办方根据行程安排,让我那天下午两点到,还嘱咐我不用早到。我不放心,下午一点就到了,正在停车,主办方电话告诉我,钟院士突然改变行程,已经去机场了。

这当然很遗憾,后来我得知,我们报社一位女记者那天中午闯进了钟院士的休息室,对方问她:“你是不是事先约好的解放日报记者”,她连声说是,随后她还搭上钟南山的车,一路跟到了机场,然后写了一篇现场直击式的报道。这让我觉得,她有当记者所应有的勇气和智慧,关键时刻敢于说是。

还有一篇周其仁的访谈,我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。那次采访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咖啡馆,他接下来有活动,谈得有点意犹未尽。稿件发出后,有读者留言说,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,还可以问得再深入些,我同意这个观点。去年,我又采访了周其仁,跟他畅谈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,算是对前一篇访谈的一些“弥补”。

我还曾经想采访作曲家朱践耳,采访前做功课,看他写的书——《朱践耳创作回忆录》。遗憾的是,这本大书还没读完,传来了90多岁高龄的朱践耳先生去世的消息。

鲸平台:外界对您访问风格的评价是,善于把握谈话节奏,有很强的控制力,在权威面前保持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,这一点跟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有点像。但跟她不同的是,您的采访风格比较糯软、温和、不炫技、不渲染。您认同这种评价吗?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?

高渊:这个评价来自我之前在人民日报的同事——李泓冰为我的书写的前言,她总结的,正是我自身追求的风格。

我年轻时,也喜欢刻意运用写作技巧,也用过全篇倒叙的写法。现在我觉得要写好一篇稿子,至少要做到三点。第一要严谨,这是基本的态度,也是写好一切稿子的基础;第二要生动,言之无文行而不远,但生动不是乱动,我喜欢的文风是平实而不平淡,最好能不动声色地打动读者;第三要有思想,至少每篇稿子都要有思考,写任何文章都要追求深度。

至于文风形成的过程,每个阶段我的状态都有所不同。当条线记者时,追求效率;写评论那几年,注重逻辑思维;做调查记者写特稿那四五年,注重挖独家故事,比如采写《坎坷九年洋山梦》那篇报道时,我以大洋山上一位饭店老板的经历为线索。这位老板看似与工程无关,但他的视角贯穿了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全程。当初,他就是得知洋山要建深水港,才在大洋山开饭店的,后来这家饭店的生意好坏,某种程度上成了工程进展起伏的晴雨表。

高渊:工作方面,希望继续做好“高访”系列,这个系列还有一个子系列,就是写那些已故的大师,采访他们的弟子、家人等,叫做“大师的背影”,目前已经做了王元化、胡焕庸等多篇访谈。

有时间的话,我还会继续写书。去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生死守护》,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原型,是党史文库的那些守护者。动笔时,我并没有沿用自己的老办法,去采访研究党史的人,而是尝试一下新做法,就是不做具体的采访,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,来艺术化地还原当年的人物故事和上海风貌,秉持的理念是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。

我不排斥做一些新的尝试,我是解放日报新媒体“上观新闻”的创办者之一,我也开过公众号,做出一篇阅读量上百万的“爆文”,但我后来还是暂停了公众号,因为做公众号需要打造个人魅力、隔三岔五维护粉丝粘性、调动粉丝情绪,这些不一定适合我的性格。

生活方面,我是个体育迷,喜欢看英超、欧冠、NBA等赛事直播,也喜欢交响乐和京剧,看到心仪的演员和演出,恨不得把每场票都买下来。但我不喜欢交响乐搭配京剧,我也不知为何。

鲸平台:关于名人的采访有很多,不少年轻记者也想做,您觉得如何做才能做出特色?

高渊:每一位记者,都要有一种自信——这个世界上,除了《红楼梦》这种等级的作品,没有哪一篇作品是十全十美、不能超越的。

要做出特色,最重要的依然是多看,看同行写的东西,要看好在哪里,也要看哪里没有写到位,然后再把别人的笔墨变成自己的素材,提出自己的疑问。看得多,写作不会同质化,不看,才容易同质化。

时间节点也很重要,比如,我前年采访了张文宏医生,如果换在现在采访,聊的重点就会不一样。

高渊:在这个世界上,写东西的人分四种。第一种是爱写也会写,第二种是爱写但不会写,第三种是不爱写但会写,第四种是不爱写也不会写。

我们尽量要做第一种人,热爱可以培养,会写却需要磨练过程。很重要的一点,是要找到好的老师。

我在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当记者时,有一天傍晚将一篇“上海工业的三次变革”的主题报道给部主任审核,然后我从浦东的分社坐公交车(彼时地铁2号线还没通)回浦西的家。车子刚过黄浦江,就接到了部主任的电话。他问我人在哪,我回答说:“我下班了,在公交车上,已经过了黄浦江。”我当时心想,“下班、在车上、过江”三个要素我都表述了,主任可别叫我回去。电话那头主任有点犹豫,他说:“我明天出差,稿子要作一些调整,你能不能回来一下?”听他这么说,我立刻坐了返程公交,来到他办公室。他说稿子可以发,但最好不要简单地用第一次变革、第二次变革、第三次变革做小标题,要把材料打碎,按照自己的逻辑理顺。

我从办公室走出来,心里有两大感触——第一是领导水平很高,如果没有他的指点,也许我会把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这个写法写到退休;第二大感触是,就这么几句话,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?

后来我发现,很多时候,三言两语比长篇大论的指导更有价值,语言能量密度高的人眼光是犀利的,自己看不懂的人,才会不知所云表达很多。更重要的是,遇到比你水平高还愿意指导你,帮助你把60分及格稿子提高到80分的领导,是可遇而不可求的,千万要珍惜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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